居住是人的基本需求,在居住上的开支是不能避免的。老百姓在生活必需品上支付的超过正常水平的部分,我把它视作类税性支出。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推高了房价,高房价让老百姓在支付“超级地租”,这其实相当于国家把收税的权力部分让渡给了地产商。

说到中国的财政问题,人们关注得较多的是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等正面的议题。但财政体制有哪些深层的隐忧,财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经济社会中的其他问题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就此,本刊专访了卢麒元先生。

卢麒元,1963年生人,早年曾供职于财政部,现居香港,长期研究财政问题,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内地和香港财经问题的报告。

创业创新要靠财政政策激发

《南风窗》:你研究财政问题多年,就这个问题写过很多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财政问题非常重要,但由于它的专业性,一般人理解起来门槛比较高。你可否用易懂的方式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财政,财政为什么重要?

卢麒元:财政是一个国家维持秩序所必须的那部分钱,通常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需要一支军队,一支公务员队伍,一个扶危济困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我们可以把财政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成本。财政收入由各种税和费构成。

但财政职能不止于维持制度的正常运行,还有平衡社会收入的职能,就是抽肥补瘦,进行社会再平衡。

在现代文明国家,财政的两大职能同等重要,特别是第二个职能的存在和完善表明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社会收入再平衡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被确认,意味着国家创业和创新的能力。怎么样才能激发国民的创业和创新能力?不是政府放权,而是通过财政的再平衡和收入的再平衡奖励那些真实劳动和创业创新的人,使劳动的收益超过食利的收益。

具体到我们国家,政府的有效性还是很高的。1949年建立的政府全世界效率最高,成本也是最低的,所以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工业化在发展速度上是史无前例的。不能使用美国麦迪逊公司的数据,他们做了一个中国2000年的GDP统计,那个数据是错的。有些国内学者使用了麦迪逊数据,所以得出了错的结论。

《南风窗》:那个数据流传很广,影响力也很大,把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间的GDP数据弄得很低。

卢麒元:衡量经济的根本性指标不是GDP,不是当年的营业额做得多大,而是ROE,也就是股东权益,即全体国民拥有资产的增加速度。西方大部分国家在计算国民财富的时候是使用ROE的。我们当年修的8万个水库大部分没有进入GDP统计,但它是国有资产的增加,这种劳动及其成果当时没有商业化和资本化,要是加上去的话,前28年的GDP增速应该乘以2或3,一定是两位数以上。

财政实际上是ROE的处置方案,多少拿来养军队,多少拿来照顾需要照顾的人,多少用来安排国家的长远发展。总体来说,中国的财政安排形式是非常好的,无论是前28年还是后34年,这才有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发生。但后面这30多年,尤其2000年以后,我们的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急剧衰落,去工业化进程逐渐开始了,因为允许食利阶层出现,允许资本利得远超过劳动收入。一个人如果在北京有两套房子,出租收入肯定好过去当一个白领,如果有3套豪宅出租,基本上相当于办一个工厂了。

《南风窗》:这种现象对社会风气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做实业不如炒地皮,愿意干实事的就少了,政府现在大力简政放权,鼓励创业创新,也许是对这种现象的回应吧。

卢麒元:创业创新能力急剧衰退的原因是食利的出现,跟政府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商鞅变法提出来的是削减秦王的权力,而不是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工,秦必亡。今天的思路仍然是要在财政上做功课,增加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税负,平抑食利阶层的利益,增加劳动者的福利—不是救济,而是让劳动者获得他们的价值。只要把食利打下去,创业和创新就会迸发出来。

《南风窗》:不过你说中国在经历去工业化进程,这个说法恐怕很多人没办法同意,制造业看起来发展得很好。

卢麒元:创业和创新需要制度环境。我有一个做焦炭生意的朋友,企业一年的营业额300亿。企业要发展,每年得拿出10到20亿做科研,不然没法创新。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也就在5%左右,可是融资成本超过15%,因为银行不贷款给他,企业需要流动资金,他只好借高利贷。没办法只能把科研砍掉,而且开始卖房子、卖地、卖企业了。

基准利率并不高,但银行不愿意贷给企业,因为利率只能收到比如5个点,贷给中石油、中石化可以收到8个点,中石油、中石化可以再加到15个点往外贷。或者银行做产品,这样的话除了收利息还收产品的费用。在金融领域,这叫金融创新,他们赚钱了,死的是做实业的。国家的创新能力全部被金融吃光喝尽了,去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就迅速展开了。

想让最需要资金的人得到资金,只有通过财政才能解决。为什么利率能抬到15个点?因为有人的利润太高了,资本利得太高了,通过超额累进税把它砸得跟工业一样,或者比工业还低的时候,钱就回工业了,这才叫定向放贷。

现在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完全不支持中低端工业化,中低端工业在迅速消失。很多企业在考虑搬去河内或者西贡,去越南还有活下来的可能,那有优惠政策,有年轻劳动力。可全搬过去了,我们国家怎么办?

财政是道德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