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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严晓辉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全球大学南南大讲堂，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严晓辉。很荣幸今晚我们邀请到卢麒元老师做直播分享，卢老师是著名的财经作家，是财政部下属的香港华财集团的董事和总经理，也在多家知名的公司担任管理和顾问。卢老师潜心研究财政问题三十多年，有很多成果被作为政策建议，其中最著名的学说就是 《广义财政论》之前言及总论 和 广义税赋论 ，也就是超级地租理论。卢老师将宏观的政治经济理论和微观的社会经济现象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读卢老师的文章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今天晚上卢老师分享的题目是《后特朗普时代的经济变局》。这个题目其实是两个星期以前定的，看到这个题目，大家或许会认为卢老师早就对美国的大选做了预判，当然到目前为止选举还没有结果，我们看到的乱局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内，有人盼望特朗普连任，也有人希望拜登赢。希望特朗普连任的，认为美国延续保守主义有利于中国发展自主创新；希望拜登赢的，觉得继续维持自由化的全球秩序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推进全球化；也有乐见两个人打起来加剧美国的社会撕裂，认为可以为中国争取战略空间。只是预判归预判，大家在不同的立场和位置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卢老师在今晚的分享不是为了做一个预判，也不是给大家分析某些预判的依据和理由。而是过去的四年里，特朗普的施政以及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已经导致美国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也导致美元在全球出现了巨大的信用危机。那这个危机带来的后果，无论是特朗普自己连任，还是拜登继任，都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实，都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大的变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卢老师谈的 “后特朗普时代”，其实和这次选举的关系并不大。因为危机已经发生，无论谁上台，都要去面临这些已经发生的后果。而作为全球化的主导国家，美国它自身的危机也就是全球的危机，中国作为参与全球化的一部分，不可避免的要卷入，也不得不去承受某些代价和压力。就这个层面来说，美国的财政危机、美元的信用危机，也是中国要面临的危机，也是人民币的危机，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和应对，做一些能做的事情。而且换一个角度，美国底层社会的遭遇和全世界底层是连在一起的，政治家们是神仙打架，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精英集团，为了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带来的全球普遍的政治和财政失衡，这才是切实的影响民生和导致两极分化的主要源头。
接下来我们就请卢老师进入今晚的讲座，和大家分享他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和思考。欢迎卢老师！
主讲：卢麒元
谢谢晓辉，今天晚上的讲座算是一份礼物 —— 送给健芝老师、晓辉博士和岭南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礼物。因为今年春节，我回到香港之后就生病了，还得隔离。岭南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真好！煎了药，送来煮熟的饭，还有一些物资，让我度过了那个最困难的时候，非常感谢！无以回报，只能用这样一个讲座，尽量把这个讲座做的比较高的水准吧。
今天讲这个后特朗普时代，实际上晓辉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想借特朗普这件事和美国大选说一说美国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从而呢，也谈谈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今天晚上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聊一聊这件事情，第一个问题是美国问题的本质，第二个专题是如何定义特朗普时代，第三个题目是后特朗普时代的走向。最后呢，我们想讲讲中国发展的路径。
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了，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上，还在讨论对美国问题的认识。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原因、科技战的原因，中美关系非常紧绷，所以中国的学者，或者是中国的专家，或者是中国的处理中美关系的相关人士，处在一种紧绷状态。所以对美国问题的看法可能有一些陷入进去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当事者的感觉，有的时候是有一种弱方的感觉，所以对美国问题的本质，可能把握的不一定那么到位。借今天这个讲座的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提出美国问题的本质，这也是特朗普出现或者是特朗普时代的根本性的原因。
讨论美国问题呢，我们就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当代的经济学，最近我一直在看一本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University Professor）的这本书。它是台湾出版的，书名被改成了《改革宣言》，实际上它是对美国问题的一个思考，就是美国当代问题的思考，是回应不满世代的新资本主义，这是继法国皮凯蒂之后的第二个算比较系统和深刻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著作。为什么要谈当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呢，就是下边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大，但这可能是事实。就是我对美国当代的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他们这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是非常失望的，对美国当代的经济学，我也是觉得非常失望的，因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人的学术著作没有很好的解释美国的经济问题，当然也更没有很好的解决美国的政治问题，这里边有它的原因。
可能有些朋友读过我写的 掠过佛莱堡 ，其实美国的经济学的传承主体上是源于奥地利学派。就是在 1840 年到 1940 年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进行了百年论战，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重要的经济学家就前往了美国，其中代表人物的基本上是奥地利学派。那么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我写 掠过佛莱堡 时，主要是介绍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是构成今天美国处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就是在奥地利学派的这个视角里边，他们有两个地方可能出了问题，经济学在研究方面出现了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一个方向就是对道德的解释，奥地利学派始终在道德解释里边将 “自由” 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因于自由，而崇尚民主，它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道德评说里边自由不是排第一位的，中国的道德里边讲的是人，我们讲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讲人这一点和德国历史学派更相似。德国历史学派承袭的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也部分的吸纳了马克思的学说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这在道德解说上差异在哪里呢？如果站在德国历史学派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那么它会考虑在自由和民主，与国家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这里要提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个掌门人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后来是联邦德国或者西德的第二任总理。他是西德建立的时候的第一任的内政部部长兼财政部部长，也是德国犹太人没有逃跑掉的很少的几个人，而且安全的生活到了联邦德国的建立。联邦德国没有接纳美国人关于西德经济的建议，特别是在制度上的建议，所以西德建立的叫社会市场经济，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思考。
美国走的路径和德国是不一样的，他们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一些思想，不管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他们是走的这样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本身带有历史性的缺憾或者是结构性的缺憾，它导致了美国经济自然的出现今天的状况。自然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两个方向性的问题，第一个是道德解释上面，是将自由放在道德论里边的第一的位置，这是不恰当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新经济的解释，我感到非常震惊，就是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的理解，特别是对新经济的理解是不到位的。这个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当代的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确实缺少历史纵深，也缺少哲学高度。我把美国问题的本质概括为两个字 —— 兼并，说起兼并来呢，中国的学者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中国的农业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土地兼并 —— 均田兼并、兼并均田反复轮回的一个历史性过程。如果把它做经济学解释，那么在农业社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资本载体，土地兼并是社会向这个社会的利益或者是利得相对集中的一个进程，甚至是一个自然进程。进入工业社会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了，而是产权，是工商业的产权，是工商资本或者叫产业资本，它还是有均田向兼并转移，只不过这个兼并换了个新的名词叫 —— 垄断。这个垄断起来有的时候也很厉害，所以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
新经济的特征是什么？通常我们把 2015 年定义为区块链元年，我们认为 2015 年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不再是砖头，不再是工商业产权，而是 data，是数据，数据资本。依旧会出现兼并，这是美国经济问题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本质，如果你观察美国的上市公司名列前十的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facebook，全部都是跟数字经济有关的。如果你还不理解在数字资本兼并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蚂蚁金服，蚂蚁上市，它是数字资本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为什么要停掉它呢？因为它确实是处在飞速的兼并的过程中，就是在另外一个空间，如果我们把数据、数字空间理解为房地产的话，他们在跑马圈地，在迅速形成垄断和兼并，而且在兼并的过程形成了非常恐怖的甚至是超级的利润！一会儿我会再详谈一下子蚂蚁金服的事情，它既有正面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包括土地兼并都有正面意义。如果不土地兼并，土地的运营效率就没有那么高，集中有集中的好处，特别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移的时候，大规模土地兼并形成庞大资本，有利于开工厂有利于进行工业化或者是创造工业化的进程。它的坏处就是自耕农消失了，变成了佃农甚至变成农奴。
我们都看到了在工业社会大规模垄断和兼并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对数字经济时代新的问题，当代的经济学家可能对这个事情不敏感，还没有做出系统性的解释。所以我们在开始的这个课之前呢，聊一点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对当代的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是不满意的，当然对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呢，我们也是需要提出一些意见。就是两个方面我们可能要警觉，第一个是经济学对道德的解释 —— 自由或者是基于自由的那种格式化的民主不是第一道德！它缺少了对人类各阶层整体的无缘大慈，是不需要缘分的，同体大悲就是一致化了，我们缺少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奥地利学派他们是以世界人自诩，他们曾经害了他们的祖国，他们毁灭了他们的祖国，奥匈帝国不再存在了，因为他们是世界人，他们是贵族，他们对底层不关心，他们对特定利益的阶层对特定人群的自由高度关注。中国古代是不讲自由这个概念的，因为自由这个概念是个相对论。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可能就是另外一部分人的不自由，汽车的自由可能就是行人的不自由，斑马线的出现就限制了汽车的自由，自由是一种相对的将自由进行道德化的论述和标贴，可能会使经济学陷入困境，这个也是现在美国出现问题的一些重要原因。
其实在冠状病毒面前，好多学者专家他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我把冠状病毒认为它是天道轮回的一次启迪，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个启迪、启发，就是你做错了什么？一个是道德问题，一个是对新经济就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落伍了、落后了，没有跟上新的时代。美国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的资本的约束问题，所以它出现了我们见到今天的现象，就是在数字资本时代的迅速的兼并。这种情况和前一段时间它的产业资本的空心化是有必然联系的，产业资本空心化，金融资本吞噬产业资本同时向数字资本转移，这是一个大历史过程。对这个大历史过程，确实需要哲学高度，需要历史纵深来理解。
不光是美国人没有做好这件事，更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的可能也包括了德国和日本。19 年我觉得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新经济时代落伍了、落后了，所以 19 年我去访问了这两个国家，去考察德国和日本。其实我内心是很震撼的，因为它不单纯是技术上的落后，它在很大意义上仍然是思想的一种落后，学术上面的一种迟滞或者迟钝。在这个方向上，美国人比德国人和日本人强。首先它拥有先进的通讯技术，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将通信技术运用于民用，开始出现互联网，移动通讯突飞猛进，它带来了新经济的物理条件或者物质条件。美国居于技术领先地位，所以它优先的在这方面占据了优势，它也导致美国的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迅速进入到这个最先进的领域。因为这个的领域里面我一会儿会讲到 —— 作为资本载体，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甚至大到无限大的程度。所以一会儿会讲美元、讲货币、讲能动性，我会讲到这块资产的含义。
中国呢，由于中国没有工业时代工商业资本的包袱，中国较容易接受新经济。另外呢，中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比较年轻的国家对新生事物的敏锐程度更高一些，就是我们更追求时髦和现代。同时由于我国没有工业时代的负累，我们对于信息技术接受的速度就快很多，我们对互联网的接受就很快，虽然在互联网领域里边我们跟德国和日本是一样的。因为在互联网领域美国是形成高度垄断的，但美国人在技术发展的方向上面，在思考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当互联网从固定互联到移动互联的时候，其实通信技术在飞速发展这个时候，互联网也在出现变化，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通信技术突飞猛进，所以中国是后来的闯入者。